絕不去創業？高曉松食言了，沒能逃開經商這件事！創投
一個民族的進步
寧可不出蘇東坡
瑞士就沒出過蘇東坡
但它是不是個偉大的國家？
希望比自由更貴
從上海飛回北京的航班起落沒太大偏差，但高曉松到達通惠河邊阿里音樂總部的時間，比預計中還是晚了一個小時，錯過了飯點。
接待完第一撥媒體后，他連上廁所的時間都沒騰出來，跟前的會議桌上，剩了多半盒餃子，已經坨了。以至于接受博望志采訪時，他得空往嘴里塞了幾把薯片，將指尖沾的作料末舔干凈，冒了兩根煙，才算穩住。
時間點是5月上旬，距「阿里星球」發布會召開時間已不足一周。高曉松的嘴搭配上阿里公關天團，在這個漫長的宣傳周期內，為阿里音樂釋放出巨大的品牌聲量。
尚未開口，坐在記者眼前的董事長表情與隨他奔波的休閑皮鞋一樣，蒙了一層灰，剛下午四點鐘，神情卻有點恍惚。
「累嗎？」
「特別累，累死了。」
但有兩件事，能給還沒褪下「脫口秀超級IP」光環的大明星些許寬慰。其實，公司里里外外看，找不著幾個真比他工作量小多少的，為發布會沖刺，技術跟運營團隊部分員工半個月沒怎么著家。
更重要的是，他此前拋出「職業生涯最后一站」這句話，已然將宋柯連同自己囫圇個扔進這單大買賣里了。
很難說，高拿倆人的職業為新東家背書的行為，是孤注一擲還是一時口快，不過，顯然他后來盤算過，「有人跟我說，（阿里音樂）上市就可以不干了。可我看這幫人還是整天…老馬（馬云）現在比我還忙呢，沒個頭兒。」
按此邏輯，高的「門客」生涯即將或已告終結，與數年來游弋于幾家科技巨頭時的隨性不同，他與阿里的關系愈發緊密，無法割裂。
大戲剛開鑼，高只給自己喇下一個小口子，希望幾年后阿里音樂平臺成型，沒有他和宋柯也能玩得轉。
生于1969年的高曉松今年47歲，這前半輩子，常常活在自己的設想之外。
早兩年在脫口秀節目中，他說從小到大，自以為會過一種清貧且憤怒的小知識分子生活，滿腔不忿，懷才不遇，可現實卻砸下一張又一張「餡餅」，讓他慨嘆所得已超福報。
兩年前的那期節目，對他是一場告別的聚會，高曉松當時堅定地相信，自我定位是一個讀書人或知識份子，一輩子陪大家讀書、寫作、拍電影、做音樂、聊天，即便無法做到魏晉狂生或漁樵耕讀，但至少會堅持一個「賣藝」的身份，「絕不去做創業啊…什么那些事情。」
他開創性地以《曉說》打開了網絡優質自制內容市場，并將事業再次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海量信息輸出帶來了副作用，他食言了——終于沒能逃開經商這件事。
高曉松在采訪里用嫻熟、幽默的話題技巧避開了正面回應，往名片上印「董事長」是人生第一次，但他并不承認這一Title的指向是企業家，堅稱自己只是一個「wannabe 企業家」。
「‘wannabe 企業家’是一個名詞，不是說wanna be動詞，企業家可不是你想當就能當的，不是你坐那說，（啪，拍桌子）哥們兒今天就是企業家了！」
在電影學院學導演期間，戴錦華教授在一堂課上講到上世紀80年代的電影，談及大師最后的年代一去不返時，那位女教授在臺上失聲痛哭，令高曉松印象極深。
高的青春期正是成長于這個被稱為迄今最后一個「被大師照亮的時代」，以知識份子的眼光審視當下，他感嘆那批大師為世界重新塑造的理想與信仰，在短短三十年過去后，已在各國淪喪得一塌糊涂。
可深度浸淫互聯網數年后，那份反思正在慷概地被現實的商業選擇化解掉。高曉松一度發現，身邊朋友幾乎全被創業打了雞血，置身其中的最大感受是，這些人一見面便會不管不顧地上上下下打量你，看看能用上你什么地兒。
「大家都拼了，馬東那兒，我的天，整個瘋了，鄭鈞那么懶的人，現在也拼啦！動畫片、合音量，還跑到百度當首席構架師，也帶著一大堆工程師那吭哧吭哧…」
高也并不意外地偏離了預設中「讀博」的人生規劃，被裹挾走，尤其是考慮到，他接到的橄欖枝，來自馬云。
好奇心背后的驅動力顯然遠大于求學，他對潮流全無抗拒，反而覺得「好有趣」，甚至對馬老師交托出來，依托著海量資源的阿里音樂感到無比興奮，「任何一個人，交給你個大殺器，你都想比劃一陣過過癮，手里拿一大殺器，你說我先睡會兒去？那還能睡覺嘛！？」
為了盡量將「經商」這一概念剝離開，高曉松抗拒閱讀企業管理類書籍，「宋柯去讀就夠了」。他主觀地將互聯網定義在傳統商業范疇之外，在其眼中，它更像是一場社會革命的主題，自下而上、潛移默化地打破藩籬無數。
進步青年們從1919年開始呼喚「德先生」、「賽先生」至今已近一個世紀，鮮有收獲，而科學、民主以及自由的精神最終在互聯網的普及下，短短十幾年的時間便已經深入人心，這一切，從一個知識分子的立場出發，高曉松必然也必須地選擇支持。
所有的社會進步都是以削減精英、平民化為代價，其首要標志就是打破階級分化，他旗幟鮮明地表明立場，認為真正的精英就應該歡迎社會消滅精英，「過去2%的人識字考科舉，精英管理整個（國家）的時代，你說那時代好么？」
高曉松觀察到的一個細節是，早年身邊的朋友中，人手一部價格昂貴Vertu是標簽般的信仰，但如今聚會，無人能再擺脫平民化的蘋果手機。
他更進一步，籍此修正對時代的認識，精英群體都已被大幅減削，遑論大師？「一個民族進步（的代價），寧可不出蘇東坡，瑞士就沒出過‘蘇東坡’，但它是不是個偉大的國家？」
互聯網帶來的變革中，最能觸達人心的，其實仍然是財富分配作用，暴富和成功學在信息傳播發酵下，無疑催化出了更加昂揚向上的社會氛圍，曾有不止一位美國朋友向高曉松表達過一個令人咋舌的觀點——羨慕你們中國人，因為「希望」比「自由」更珍貴。
*高宋何辦公室門上張貼著以三人形象設計的年畫，屋內陳設簡單，甚至沒有一張正式的辦公桌
回不去了
2015年夏天，國家版權局出臺了一紙國內音樂史上的最嚴版權令，隨后11月份，所有互聯網平臺上的未授權歌曲被統一拿下。
政策對內容版權保護的傾斜幾年前便已轉化為社會生產力，以視頻行業為例，在完成正版化洗牌后，影視行業隨即井噴。高曉松記得，搜狐董事局主席張朝陽曾開玩笑似的說，
如今女明星都不嫁豪門，改嫁男明星了。因為（視頻正版化以后）明星都有錢啦，咱倆一塊兒不是挺好的么？你也掙兩億，我也掙兩億。
這一切似乎預示著，國內流行音樂人們經過20多年游走于法規庇護之外的等待后，也終將迎來自己的時代。
可對年近知天命的高曉松與宋柯來說，這一天晚了點。寫出好歌、做出年度專輯這些內容層的滿足感，已很難觸及兩位中年音樂人興奮閾值下限，當創作者被許以更高的商業回報時，高才發現，他坐在阿里音樂辦公室里，成為了付錢的那一位，反而可能為水漲船高的版權價格發愁。
這個場景令人無奈，整整一代音樂人對版權保護的求索，在放棄并轉身后，才終于實現。
上世紀90年代，高曉松在最旺盛的創作階段，一頭撞上了盜版的南墻。當時他為劉歡寫下一首名為《好風長吟》的歌，剛剛發行后就迅速被盜版商盯上，令二人十分惱火，可在準備追責時，卻發現申訴無門。
「電影有國家電影局，上邊一個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可怎么就沒有音樂呢？我們到文化部，沒人管這事兒啊，人家都是局，我們音樂連處、科、股都沒有啊！」
文化口的申訴行不通，高與劉又惦記上了新聞出版總署，并且提前為對方找了一個解釋得通的理由——唱片是出版物嘛！
一位作為創作人頗有名氣，一位貴為內地歌壇一哥，兩個被高曉松自己形容為「倆臉加一塊一平米那么大」的大腕混進出版總署院里后，發現居然連個樂意接待的人都摸不著，沒有任何一個辦公室愿意站出來，說這事兒應該歸他們管。
最終一位工作人員給了個臺階，讓把東西留下，稱會「研究一下」。送二人出門時，又好心遞了一句實在話過來，「其實你們知道，研究也沒用，我們沒法罰人家款，沒發票，執法隊都沒有。」
關于生計的問題，解決方式十分簡單，主管部門在行政層面沒有預設多余的觸角，愛莫能助，吃流行音樂這口飯的創作者們就只能自己出面。高曉松跑去杭州，約國內數得著的幾家盜版商開會。「我們說大哥們，讓我們先賣10天，咱盜版再上，行么？人說，不行，就給5天！人家比我們還理直氣壯呢，你說這什么事兒！」
他跟人解釋，音樂人花那么多錢做一張唱片，5天宣傳根本不夠回本，如果創作者「死了」，你們盜誰去？「盜版商一想說，嗯？有道理啊，說，那一禮拜！你們正版賣一禮拜，我們上。」
關于博弈盜版商的過程，高曉松此前曾在不同場合數次以諧謔的口吻回憶過，這場原本殘酷又諷刺的商業談判結果，嵌入大的故事框架下回顧時，更顯得荒誕不經。
王朔早年在小說里，曾通過一位資深頑主角色，表達過一個普世的茬架經驗——多有名，傳得越厲害的人我都不憷，再猖我也敢「鏟」他，可就怕那十六、七的生瓜蛋子！
在高曉松的經驗里，2000年后崛起的那一撥互聯網新生力量里，就充斥著這種狠角色。「跟盜版商還能談談，他們也是江湖人，大家也懂事，IT這幫生瓜蛋子一上來，盜版正版一塊兒打，最后大家都躺那兒，一起死了。」
更關鍵的是，代表著先進生產力的互聯網企業們，將用戶為聽音樂付費的習慣徹底顛覆，輕易地從其回憶里抹殺攢早餐錢買一張唱片的快樂，「人說我買房子還買不起，你聽音樂還要錢？」
直到當年被免費版權和內容扶持起來互聯網企業們有了反哺能力時，盼了20年的一紙版權保護令才終于下發，可無論是高曉松還是宋柯，狀態和思維方式都已回不去了。尤其是用戶行為習慣的重構，決定了他們在阿里音樂再出發時，絕不可能再落入內容或版權的窠臼，那么拋棄播放器，構建通吃上下游的大平臺就成了唯一選擇。
高曉松難得地套上西裝，為雜志拍攝封面照片
走出禪院
與多數大型科技企業的董事長辦公室不同，高曉松與宋柯、何炅在國家廣告產業園的阿里音樂7樓分享了一間辦公室，幾位大佬的明星光環也尚未在企業內部褪去，在采訪結束后，一位戴著阿里工牌的女生在電梯間偶遇高曉松后求合影，她的老板以慣常的幽默感回應，「得快點，那什么，我著急上廁所…」
人生首次當上「董事長」后，高曉松跑去找柳傳志取了一次經，德高望重的商業領袖用一個虛化的概念為他寬心，是其著名的管理三要素——搭班子、定戰略、帶隊伍。
高曉松咂咂嘴，「那是一切上正軌以后，只用干三件事，現在100件事都得（自己上），千頭萬緒，千頭萬緒。」
被宋柯形容為「有里有面」的高曉松前陣子做了一件挺夠意思的事，由于身居要職不便要求購買以及推廣費用，他干脆將《生活不止眼前的茍且》贈送給東家阿里音樂，版權費用分文未取。
此舉對高來說顯得十分得體，他同時在兩件事上證明了自己：作為一個老炮兒，仍能輕易攪動流行音樂熱點；作為一個董事長，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平臺建設中。
多少有些出乎意料的是，《茍且》作為一個流行IP，快速陷入到了「營銷、雞湯」的爭議漩渦中，而對高曉松來說，詞曲創作的層面的討論可以接受，但一些樂評文章對歌曲背后價值觀的質疑讓他無言以對，「他們說你丫高曉松現在有錢了就宣揚這些，可我沒錢的時候不也宣傳的‘詩和遠方’么？」
在那些概念中，「遠方」和「有錢」的強行媾和令高曉松不快，在他看來，每個人都有彎腰撿起六便士的時候，也有抬頭看天上月亮的時候，無關乎有錢沒錢，天上那輪永遠免費的月亮，就是詩和遠方。「月亮和六便士伴隨我們一生，是人和動物的根本區別，就像無論貧富，人們都需要音樂一樣。」
這次圍繞創作者的罵聲只是預熱，在阿里星球發布會結束后，更多媒體聚焦在高宋何「鐵三角」領銜的產品上，董事長高曉松可能會感受到一點商業戰場上更高級別的輿論壓力。
一度被稱為「音樂淘寶」的阿里星球APP在亮相之初，便被詬病其過于龐大的平臺屬性，分散的用戶定位和復雜的用戶界面，很輕易地可以給批評家們落下口實。
在發布會之前接受博望志的采訪中，高恰好談到了這一問題，他將這一款結構龐大的產品定位成一個流量入口，背后的目的是數據生意，在他看來，背靠阿里巴巴集團的大數據資源，他將為用戶提供足夠有吸引力的數據產品服務，而用戶進駐阿里星球之后的行為數據，則將為這款超級APP的功能篩選埋下伏筆。
相對于糾結在互聯網產品本身，高曉松顯然對其理想中可以為產業提供的變革更加興奮。從音樂產業的過往來看，作為消費者的粉絲用戶群體，反而長期處于鏈條最底端，毫無話語權，這讓他感覺討厭。
回想起早年在一家唱片公司中的企劃烏龍事件更讓他惱火，曾有旗下一位歌手在電臺訪談中以「農民」自居，讓當時正在開車的高大跌眼鏡，回公司追問企宣何以出此昏招，對方的回答讓他幾乎暈倒，「丫不就是一農民嘛！」
「一個不喜歡旗下歌手的企宣，這不就把事弄擰巴了么？」
而通過阿里平臺，高甚至可以設想到讓用戶參與到「為偶像選歌」這種生產的上游環節，事實上，與所有的互聯網產品邏輯一樣，粉絲們作為用戶，被前所未有地重視，并不稀奇，可當變革終于染指音樂產業時，一切可能性都會讓這位大牌創作人感到由衷的興奮。
「粉絲們來決定去哪個棚錄，歌讓誰寫，不同偶像的粉絲們，沒準還搶一首歌呢！」
阿里星球從誕生起就作為一個超級APP存在，業務觸角繁雜，彰顯出過于龐大的野心也意味著空前的壓力。可高曉松從始至終都在按照且僅按照正向假設的思維方式在推演未來，那里似乎只有不可預知的美好。在宋柯眼里，這位搭檔了20年的老學弟是一個無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即便明天天塌下來，今兒也得聊會兒，聊高興了。」
高曉松像是一個闖入者，觀察著阿里巴巴這個正值巔峰期的龐大商業組織中的商業領袖們。
他感嘆，很多年沒有這樣與一大群「比自己聰明的人」共事了，他用一貫激昂、夸張的表達方式稱贊著馬云、俞永福、逍遙子（張勇）等人，以及這些人在商業中展現出的那種他從不熟悉的「神奇」。
可能他何宋柯在與馬云聊完，走出太極禪院那一刻，便真實地來到了「當下」。
「你原來做一個虛的知識分子在那，沒有仔細考慮過很多問題，等你來到大企業里邊，對整個思維、視野有巨大的幫助，天翻地覆的幫助。你甚至把以前看的好多書與歷史都串起來了。這個吸引力簡直太大了。」
【作者介紹：文 | 小肥人，攝影 | 崔神，阿里音樂提供；編輯 | 張楠，采訪 | 崔神 小肥人，微信公眾號：博望志，原文標題《高曉松的大殺器》】
1.砍柴網遵循行業規范，任何轉載的稿件都會明確標注作者和來源；2.砍柴網的原創文章，請轉載時務必注明文章作者和"來源：砍柴網"，不尊重原創的行為砍柴網或將追究責任；3.作者投稿可能會經砍柴網編輯修改或補充。
